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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的那个冬天，寒风刺骨。

　　恩施方家坝的一处监狱里，一个年轻的女人被押往大田垭口的石灰窑，准备行刑。

　　她并不畏惧牺牲，只是为怀中尚不满一岁的女儿感到担忧。

　　然而毫无人性的军统特务却一把夺过了她怀中的孩子，恶狠狠说道：

　　“共产党还要孩子吗？”

　　女儿的哭声令她心痛不已，可是此刻，她不仅是一位母亲，更是一名勇敢坚毅的战士。

　　于是她强忍着眼泪，没有回头，昂首走向了刑场。

　　枪声响起，这个倒在血泊中的女人，叫做刘惠馨。

　　白色恐怖，家中被捕

　　中共施巴特委成立后，刘惠馨与丈夫马识途受党派遣，前往鄂西工作。

　　恩施有一所由外国传教士兴办的洋湾医院，1940年12月，刘惠馨那里迎来了女儿的降生。

　　他们在恩施的工作和生活十分艰苦，孩子的出生，无疑给这对患难伴侣带来了莫大的幸福。

　　可惜幸福的时光格外短暂，一家人还来不及享受天伦之乐，危机就悄然来临。

　　皖南事变前后，国共关系持续恶化，我党所处的环境也日益艰难。

　　在陈诚的带领下，国民党在湖北恩施掀起了一轮反共高潮。

　　从山城到农村，他们到处搜捕共产党人，破坏我党地下组织。

　　在这样危险的时刻，刘惠馨等人仍在不懈努力，全力组织疏散工作。

　　鄂西特委秘书郑新明被捕后，很快就叛变了。

　　他不仅将特委成员名单供出，甚至将刘惠馨在洋湾医院分娩的情况也泄露给了特务。

　　军统特务随即采取行动，率领队伍前往医院逮捕刘惠馨。

　　然而当时的环境危机四伏，刘惠馨不敢冒险在医院多待，因此早就提前出院了。

　　特务们扑了个空，却并不死心，很快又查到特委书记何功伟经常到医院取药的线索。

　　1941年1月20日下午，何功伟从医院出来，便按原定计划，来到五峰山下刘惠馨的家中。

　　就快要到刘惠馨家门前时，何功伟突然察觉到了身后的危机——自己被跟踪了。

　　于是他当即调转方向，转头往回走。

　　可惜为时已晚，特务们立刻现身将其抓捕，又顺藤摸瓜找到了刘惠馨的住处。

　　但是由于何功伟没有进门，所以特务们一开始找错了地方。

　　刘惠馨家的隔壁住着一个国民党军官家属，正巧也刚生了小孩没多久，特务们就误认她为刘惠馨。

　　听到了屋外争吵的声音，刘惠馨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

　　她本可以借此时机，趁乱带着女儿逃走，但想到家中还有几份秘密文件，她还是停下了脚步。

　　等到军统特务们冲进房门时，火炉上的灰烬还冒着青烟。

　　刘惠馨已经销毁了文件，从容无畏地面对抓捕。

　　何功伟和刘惠馨被捕的消息传到马识途那里时，他正在宣恩、咸丰等地进行疏散工作。

　　得知噩耗的他，如五雷轰顶一般，心痛难平。

　　可是危急关头，他只能强忍悲伤，紧急组织其他同志撤退转移。

　　幸运的是，恩施的地下党组织没有遭受进一步的破坏。

　　然而马识途此生，却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妻子。

　　优秀战士，意志坚定

　　刘惠馨被捕入狱后，陈诚和朱怀冰认为她这样一个刚生了孩子的女人，只要稍微使一些手段，就能轻易将她压垮。

　　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威逼利诱各种手段用了个遍，刘惠馨却始终保持着沉默。

　　他们又找来了叛徒郑新明，试图让他劝降刘惠馨。

　　然而刘惠馨对他只有满眼的鄙夷，非但不为所动，反而不屑道：

　　“我就是共产党，你们能把我怎样？”

　　随后敌人又煞费苦心模仿何功伟的笔记，伪造了一封劝降信件，却被刘惠馨一眼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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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劝降不奏效，之后的刑讯手段就越发残酷，可这完全没有影响刘惠馨的精神和意志。

　　因为从青年时代起，刘惠馨就一直有着无比坚定的信仰。

　　她出生于1915年，那时的中国局势动荡，风雨飘摇，累贫积弱，遍地疮痍。

　　刘惠馨深感国家落后的耻辱，因此读书时就一直抱有工业救国的理想。

　　1934年，刘惠馨如愿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成为该系唯一破格录取的女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民族陷入危难之际。

　　刘惠馨也像许多有志青年一样，放下了自己的学业，加入中国共产党，毅然投身于革命事业。

　　也是从那时起，她就已经做好了要为革命事业奉献一生的准备。

　　平日里刘惠馨性格爽朗、嫉恶如仇，同志们都称她是“一把火”。

　　而如今这把烈火也烧到了军统湖北站，反动派的这些手段，根本动摇不了她分毫。

　　得不到口供，军统的特务们一时束手无策，拿刘惠馨没有办法。

　　于是，这帮狠毒的特务就开始迫害她刚出生不久的孩子。

　　他们威胁刘惠馨，再不开口就把孩子弄死，企图以孩子来动摇刘惠馨的意志。

　　可是刘惠馨始终态度坚决，无论是自己还是孩子，宁愿一死也不会做叛徒。

　　母爱坚韧，英勇无畏

　　当时女儿尚未满月，她自己的身体也还没有恢复，奶水不足，孩子也总是吃不饱。

　　残忍的军统特务非但不许她买奶粉给孩子，还把母女二人关进了一个几乎见不到光的谷仓里。

　　为了给孩子争取一扇小窗，刘惠馨就开始以绝食来对抗。

　　阴险的敌人故意在这时把盐水馊饭换成煎蛋送来，刘惠馨却连看都不看一眼。

　　一次，在审讯室里受了酷刑的她，被敌人拖回了仓库。

　　听到女儿的哭声，她猛地惊醒，强忍伤痛爬到女儿身边，给孩子喂奶。

　　可是连她自己都没有饭吃，又怎么会有奶水？

　　她只能抱着孩子安抚，直到支撑不住昏迷过去时，还把女儿紧紧搂在怀中。

　　关在仓库楼上的同志看到这一幕，忍不住痛哭了起来。

　　一起被关押的同志们都知道，刘惠馨是个坚强乐观的战士，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刘姐”。

　　在监狱中，她总是冷静而勇敢，屡遭酷刑却还不断鼓舞身边的同志，引导大家和反动派作斗争。

　　刘惠馨在暗中调查了叛徒的消息，并想办法传递出去。

　　她还鼓励年轻的同志要多学习文化知识，并带领他们一起学英语。

　　在狱中，她给女儿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狱成”。

　　这代表着她已然做好了持久战斗的心理准备，要让孩子在这所监狱里成长。

　　可看着孩子经受如此苦难折磨，她怎能不心痛？

　　军统特务想以她的女儿为要挟来逼她屈服，这样迫害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令监狱里的其他同志愤怒不已。

　　大家纷纷声援刘惠馨，并以行动支持，一起绝食来对抗敌人。

　　国民党特务见到此景，也无可奈何。

　　担心监狱中会出现不可控的情况，只好答应了给他们改善一点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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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识途的三哥马士弘，当时在国民党军中担任作战参谋。

　　1941 年4 月，马士弘曾奉父母之命去狱中看望刘惠馨。

　　刘惠馨那时身形枯瘦、面色憔悴，眼睛却依然明亮有神。

　　见她怀里的孩子也又瘦又小，马士弘问道：

　　“你有奶喂她吗？”

　　“伙食粗劣，哪里能有奶水呢，我只能把糙饭嚼烂了，再吐出来喂她。”

　　4月天气渐暖了，刘惠馨身上却穿着一件破棉衣。

　　“你只有这一件衣服了吗？”

　　刘惠馨便回：

　　“其他的都撕了给孩子做衣服和尿布了。”

　　刚入狱时还是严冬时节，天气寒冷，刘惠馨只能撕了自己的衣服给孩子御寒。

　　孩子连鞋袜都没有，刘惠馨就用破布帮她包着脚。

　　监狱里的木板床只有一张破席子，又硬又冷，到了晚上，刘惠馨就只能脱掉自己的棉袄，给孩子垫着睡。

　　母女二人吃苦受罪的遭遇，马士弘光是听着，就忍不住掉了眼泪。

　　刘惠馨见了，却冲他笑道：

　　“三哥，干嘛婆婆妈妈，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样的精神让马士弘也深受感动，这一次见面的经过，直到晚年他还记忆犹新。

　　国民党反动派想尽办法撬开刘惠馨的嘴，可是种种手段在她身上都没有任何作用。

　　阴谋没能得逞，他们便决定要杀了刘惠馨和何功伟。

　　1941年11月17日，被押往刑场时，刘惠馨还把女儿紧紧抱在怀里。

　　“你们要把孩子怎么办？”

　　刘惠馨质问道。

　　毫无人性的军统特务一把夺过她怀中的女儿，丢在了路边的草丛中：

　　“共产党还要孩子吗？”

　　刘惠馨并不畏惧死亡，甚至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可是作为母亲，又怎能不担忧女儿的命运？

　　然而此刻的她，不仅是一个有了软肋的母亲，更是一名坚定无畏的革命战士。

　　因此，她没有挣扎着停下，也没有回头去看，更没有落一滴眼泪。

　　她毅然转过身去，高昂着头，走上了刑场。

　　刘惠馨和何功伟两位同志牺牲的消息传到重庆办事处后，延安各界在八路军大礼堂为他们举行了追悼会。

　　一脉传承，可慰忠魂

　　而就在刘惠馨行刑之时，被丢在草丛中的孩子被一个妇女悄悄地抱走了。

　　她敬佩刘惠馨的精神，不忍见孩子这样自生自灭。

　　后来，这个在襁褓中就饱受苦难的孩子，被恩施的电话工人吴有华和王素珍夫妇收养，并取名为吴翠兰。

　　与此同时，马识途一直都坚信，他和刘惠馨的女儿一定还活着。

　　从那时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他都没有放弃过寻找女儿。

　　1958年，马识途的老上级钱瑛得知他在寻找女儿的事情后，便帮忙联系了公安部门协助他。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湖北省公安厅的专案组终于在武汉找到了他的女儿的下落。

　　那时马识途正在上海开会，接到电报后就立刻动身，连夜赶到了武汉。

　　看着档案照片上和刘惠馨那般相像的脸庞，马识途确定这一定就是他们的女儿。

　　当时的吴翠兰已经考入了北京工业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

　　1960 年4月29日，马识途又匆匆赶到北京。

　　在北京工业学院，失散近二十年的父女二人终于相见了。

　　曾经襁褓里稚嫩的婴儿，转眼间已经成为了落落大方的女大学生。

　　不知这是不是冥冥之中母女缘分的牵引，吴翠兰在大学攻读的正是刘惠馨曾经读过的机械专业。

　　马识途闭上眼，脑海中浮现的是21岁的他与刘惠馨初次见面的那一天。

　　在南京中央大学的绘图室里，他看见了一张密密麻麻的机器图纸，和那位爱笑的女同学。

　　或许也是天意的安排，与女儿相认后马识途还意外得知，原来何功伟烈士的孩子何继伟也与吴翠兰同年考入了北京工业学院。

　　后来，马识途以真实经历为原型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清江壮歌》。

　　这是他对妻子刘惠馨的纪念，更是对那些为了革命事业流血牺牲的战友们，以及那段艰难岁月的敬意和怀念。

　　颇具戏剧性又令人欣慰的是，吴翠兰与爱人安毅民是同学，毕业后两人被分配到了工程兵研究所工作。

　　与何继伟夫妇一样，他们四位“航天人”，一直在国防工业的战线上默默耕耘，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吴翠兰当年年幼，对于母亲刘惠馨并没有记忆。

　　懂事之后了解到母亲是这样一位坚毅勇敢的女战士、女英雄，她由衷地为母亲的那些经历感到光荣自豪。

　　在一篇怀念母亲刘惠馨的纪念文章中，吴翠兰曾这样写道：

　　“可以告慰母亲的是，您的女儿、外孙女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们正在为祖国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学习和工作。”

　　相信刘惠馨烈士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欣慰。

　　因为她坚定的信仰和为革命事业的奉献精神，始终激励着后辈。

　　红色的基因在后代身上一脉相传，也在千千万万中华民族的儿女身上传承着，刘惠馨烈士的精神，永远在国人心中闪耀着光芒。